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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职务犯罪初查机制之我见
时间:2015-05-14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 | |
  

完善职务犯罪初查机制之我见

  ——反贪侦查二科 耿伟

  初查即初步调查,职务犯罪的初查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对刑事犯罪的侦查是经法定立案程序启动的,《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了立案条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这里的“审查”即为广泛意义上的初查。初查的任务是通过调查,为可能立案作必要的证据和基础准备。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的实施,增加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度,从而提升了侦查与反侦查的对抗性,给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带来的新的挑战,就此针对目前初查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职务犯罪案件中,初查工作的一些问题

  1、初查规定过于笼统,缺乏统一标准。现在关于职务犯罪案件初查制度的规定主要是两个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初查工作规定(试行)》。针对初查的规定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在职务犯罪的初査工作中仅仅依靠这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远远不够,初查工作具体实践起来,遇到的具体问题肯定会更多。而且规定中,对于启动初查的设定不完善,留有很大的主观空间。[[1]]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仅将初查的启动设定为对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经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将初查的启动程序设置为“认为需要初查的”,这一规定体现了该程序启动具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因为在检察工作实践中,由于各办案人员的能力不同、经验不同、对案件线索的认识必然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极易造成因办案人员主观认识上的差别和办案人员水平的差异而难以保证初查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甚至造成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流失,以及初查权力的滥用。这一现象尤其在基层院时有发生。

  2、初查手段太单一,措施匮乏。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初查中采取的手段虽然相比以往有很大的突破,但仅仅依靠那些手段是不够的。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以及职务犯罪中贪污贿赂犯罪的特殊性,信息的共享机制应该是获取相关信息首先采取的方式。现在北方大多基层院,相关制度的设立和运行,仍很落后,初查信息的获取,使用最多的无非还是很“原始”的去中、农、工、建查银行。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职务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不断提高,传统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最基本的初查措施逐渐被犯罪分子熟悉并充分利用,这些传统措施科技含量低,手续繁琐,但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73条又明确强调“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从近几年办理的反贪案件中来看,行受贿类型的案件较多,这类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取证难,普遍就是“一证一供”,随着现在人们反侦查能力的提高,这无疑为初查工作又增加了困难。

  3、初查规定缺乏刚性,成案效率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该如实提供。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没有立案,检察机关实施查询、询问等初查措施时,就会遇见接受查询的单位以未立案为由而拖延敷衍,接受询问的人找各种理由拒绝提供情况或提供虚假情况,因而难以实现初查目的,2014年在查办一起村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案件时,为了及时取证把初查工作安排在夜间进行,当时被询问人就以“不关我的事”、“晚上我不出门”为由拒绝接受询问。同时,由于现行初查制度没有规定被查询单位和被询问人的保密义务,即使提供了情况也经常出现泄露初查秘密的现象,给顺利推进初查带来影响。

  二、完善职务犯罪案件初查机制的几点建议

  1、建立有效的职务犯罪案件初查权运行制约机制。明确线索是初查启动的唯一条件,一切初查工作的开始必须以来源合法的线索为前提,严禁无线索而启动初查,以免造成初查的随意性,防止想初查谁就查谁的初查权滥用行为发生。同时完善初查权运行的监督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催办机制、承办部门的回复责任机制。

  2、善用技侦措施,提高初查科技化,同时完善保密规定。技术侦查手段是运用现代科技设备秘密地收集犯罪证据,是针对职务犯罪日益智能化、隐蔽化最有力的侦查武器。检察机关在初查工作中可以穿插一些技术侦查手段。这样以来可能会触及个人隐私信息,稍有不慎可能会严重侵犯个人合法权益,因此为了防止此种情况发生,最高检应明确规定相关保密条款,完善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保密制度。

  3、联合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检察机关可以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银行等职能部门、特殊行业的沟通与衔接。尤其是当今网络技术发达,可以充分考虑利用公安机关、银行、民政、车管、房产、电信等各部门的信息平台构建检察机关所需的信息服务网络。这一点也可以交流学习一下其他先进地区或者相关系统部门的优秀做法及经验。2013年在查办刘铁男专案的系列案件中,笔者曾跟随领导参观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建设的信息平台,当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就已经开始试行结合个人财产、社会信息等部门的共享。另外2014年,在查办杨某涉嫌行受贿案件中,由于被调查人杨某事先已有所察觉,关闭了所有的通讯设备并隐秘于老家四川,致使初查工作一度陷入被动,四川广汉市公安局与当地的快递公司建立的信息共享,通过被调查人一次收快递,才准确的定位了杨某的藏身地点,从而保证了初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以后立案做好了重要工作。

  4[[2]]构建初查制度配套法律体系。明确相关人员和单位的相关行为义务。比如被询问人既要如实作证又要对所提供的证据承担保密义务,如果拒不提供和故意隐匿罪证,或者作证以后泄露秘密产生严重后果的,应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又比如接受初查阶段调查的单位如果拒绝配合、隐匿罪证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其直接责任人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等,使初查规定更加具有刚性。

  

 

  


 

  

[[1]] 参见《法制建设》第167页。

  

[[2]] 《中国刑事杂志》,卢乐云著“我国现行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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